过去的一个月,最大的热点话题莫过全国“两会”。今年是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任期的最后一年,许多代表、委员更为珍惜此次参政议政机会,提交的提案议案质量更高、现场发言“炮声”更响。3月4日,是十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小组讨论会的第一天,冯骥才即对近来重新燃起的名人故居风潮“开炮”。他说,“位于北总布胡同的梁林(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终于被从北京的版图上抹去。这是新的一年文化上不该发生的第一个悲剧!”3月7日的文艺界联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许钦松再度“开炮”,他此前一天请假去了北京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的康有为故居,那里传言也要被拆除。看着遍地的垃圾,孤零零的院落,斑驳的拆迁通知单,“站在那里,我的心里很悲伤!”许钦松说。
稍微关注文物保护的人对委员们的质问并不意外,一些有经验的“跑会”记者甚至在会前已经向后方编辑报送了故居保护的相关选题。因为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梁林故居、蒋介石重庆行营、梁启超故居、康有为故居、鲁迅故居要被拆除的消息已频频现于各类媒体,“维修性拆除”、“保护性拆除”等毫无法律和专业依据的字眼已一再冲击公众的容忍底线。
不意外的还有,在舆论的持续关注和两会代表委员的追问中,本轮故居拆除热潮得到了暂时的遏制:康有为故居“要整体保护,不存在要拆的情况”;鲁迅故居所在砖塔胡同“肌理尚存,不可能拆除”;蒋介石行营“将在原址进行文物复建”;梁林故居“原地重建,对建设施工单位罚款五十万元”……然而,开发建设单位的暂时“退却”并不能使真正的文物保护人士放下忧心。因为现有的“胜利”所依赖的最重要因素是群众运动似地舆论压力和负载在故居上的名人效应。当舆论的关注热度褪却,当公众被类似事件一再侵扰后愤怒情绪的边际效应递减后,谁来担当文物保护的“护身符”?即使再健忘的人也不会忘记,就在短短的两年前,有关梁林故居的保护已经进行过一场轰轰烈烈的论战,并取得了一个重要战果——2011年3月“经区长办公会研究通过,北总布胡同12、24、26号院(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列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东城区新发现项目,确定为不可移动文物。”此决定书公布不到一年,梁林故居即碎为瓦砾。
有文保热心人心表示,“(故居保护)保啥?保人文精神;咋保?公众参与。”对前半句,笔者非常赞同;但对后半句,不甚认同。公众的确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权力,却未见得成为可资依靠的主体,甚至都未见得要担负这份义务。实际上,在故居保护的拉锯战中,公众会因其现实利益考量可能会分别站在地方政府、开发单位、文物保护者中的任何一方。全国政协委员安家瑶曾向记者表示,她去名人故居调研时发现,虽然有的住户是出于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热爱不愿意搬迁;但也有很多等待拆迁的住户向其抱怨,希望住在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的专家们能够理解他们对这种几十户挤在一起的困难生活现状作出改变的渴求;还有一些居民虽然非常支持将所住居所认定为名人故居,但他们主要动机是希望自己所住房屋有了文化附加价值后,能够加快搬迁速度并能得到更多补偿款。看着他们每天洗脸刷牙上厕所都要排队的困顿生活,你能因为他们各自态度的不同而将谁归为“人民”,谁可归为“反动派”?
故居保护也不应该依赖其所承载的名人效应。在城市化进程急速推进的今天,每一个传统民居、院落都是承载城乡发展历史和展现城乡生态生活的标本。假如保护故居需要依赖其所居住的名人分出个三六九等,那么这种保护将失去其持续生命力和依据。针对去年纷纷扰扰的“梁启超故居”争议,近日,梁启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直系后人找到本报要求澄清“东直门内南小街北沟沿23号并非梁启超故居,声明该房产原为梁启超长女婿周国贤上世纪30年代购得并居住,梁启超先生此时已经去世,并未在此居住,请摘掉’梁启超故居’标牌”。在都疯抢标注名人故居的当下,梁家后人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极为难得。但摘牌后的该院落也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不是梁启超故居就不需要保护了吗?该院落地处北京城区核心地带,胡同肌理仍仍显当年布局,按照《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要求,仍应属于保护对象。其实,作为焦点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是否可认定为梁林故居定名也存在争议,因为此处并非梁林家产,而只是租住在此六年。从文物定名规范化而论似乎也是定名为某某院落更为合理,但这丝毫不能抹杀和淹没既有的历史记忆和价值,更不能成为不保护这一民居院落的借口和由头。
针对梁林故居遭拆毁的处罚决定作出以后,不少人表示,处罚力度太轻,50万元罚款对开发商而言不过是一套城区商品房厨房加厕所的价格,不足以起到惩戒作用。我不在这里花费篇幅讨论为何当时立法未按照收入倍数或GDP比例制定罚款数额,我更想强调的是,文物保护法不仅对破坏文物作出了罚款规定,还有处理相关责任人的规定。
作为同时期发生的新闻热点事件,就在梁林故居被拆的前后,少林寺景区遭到了摘掉“5A”级景区的警告。登封市提出“要以壮士断腕、誓不罢休和不达标即辞职的决心”开展综合整治。相比较一个简单的警告,50万元的罚款似乎更为严厉,但是其起到的效果却难以相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摘牌”产生的后果让当事方将付出不止50万元的代价。虽然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已经提了将近20年,但相应的理念、技术、思路、想法一直乏善可陈,对省级以下各类文物保护单位所谓“保护”一般就是挂个牌后静待其变,所谓“利用”一度成为业内讳语;对待如何合理利用,说“这样不可以,那样也不可以”时候居多,说“应该怎么做是可以”的时候少。我们不能简单的认定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缺乏文化自觉和底蕴,因为当一边拆毁故居、一边争夺故里,一边损毁真文物、一边制造仿古一条街一再上演的时候,你完全可以窥探到,他们至少理解文化所富含的某些部分的价值。他们缺少的只是有文化的主意和处理方式。假如我们在处理文物保护和利用方面有更多的有文化的主意,假如我们用更多大众理解的方式展现出文物保护的价值,假如我们使仅存于城市一隅的传统院落与民居继续焕发出无可替代的活力,这将使城市管理者们痛心疾首于拆的过多的悔恨之中也为我们制约更多人主动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更重要的抓手。
当前,什么人是“名人”,什么样的房子是“故居”,什么样标准算“名人故居”?都缺乏认定标准。如果名人故居认定迟迟没有标准,挂牌没有门槛,退出没有依据,破坏没有问责,故居拆迁风仍旧会按下葫芦起了瓢,你方唱罢我登场。希望明年的两会上,类似的一幕千万勿再重演。